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进行疏解。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2015-2018年，北京关停退出制造业企业3989家，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大批企业迁移到异地安家落户。除了制造业企业外，还有一些批发市场、物流基地、部分教育医疗功能、部分行政事业服务机构、一些金融后台业务转移到外地。

　　第一，大量企业移出城市，尤其是大量的工业企业转移到津冀其他地区，通过转移升级办法在异地发展，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力量，减少了京津冀地区北京产业过于密集、另一些城市缺乏产业支撑和带动的弊端，有利于企业移入地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

　　第二，大量的企业转移出去，降低了城市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尤其是，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能源电力输入以加工增值，带来能源的规模化消耗。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和“雾霾预测”(Air Visual)报告，北京已经不在亚洲污染最严重的100个城市榜单之列，政策疏解的正外部效应十分突出。

　　第三，大量企业转移出去以后，带来了相应的物流、人流转移到其他地区，对于大城市来说，减少了物流与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一定程度减少了城市拥堵现象。在现代城市经济学中，城市发展具有规模经济，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但是，在各国的城市化中，人们也注意到，城市资源与要素的过度集中也会带来负效应，就是城市过于拥堵，这又带来城市效率降低的问题。因而，现代城市发展强调追求适度的规模化发展。应该说，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使北京市的空间布局更加合理，空间舒适性大大增加。

　　第四，为新产业的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在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新产业、新企业、新业态不断涌现，需要有增量空间加以承载。一些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物流企业的迁出，为新企业土地需求腾出了宝贵发展空间，有助于高端制造业增量扩张。

　　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与首都发展定位有一定偏差的制造业企业迁移出去，是建设北京和发展北京的必要步骤。但这一过程不可能无限期进行下去，不存在无休止的疏解规律。更重要的是，适度疏解的正面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也都积极支持。也要看到，大规模疏解过程难免出现负面作用甚至消极影响。疏解工作涉及到资源、资本、设备跨地区转移，对北京市意味着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流失和就业机会减少，在树政绩、做表率、争进步的分层管理体系中，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一定挫伤。甚至于，一些民众已经形成惯性思维，把制造业误解为落后产能、传统模式、污染源头。

　　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北京都有必要推动从规模化疏解向精准疏解方向转变，从集中疏解向末位疏解方向转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北京市四个中心定位：“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检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试金石。但先进端制造业的发展，也需要其他制造业加以配套和支撑。在群策群力实现北京主体功能的目标导向下，前一阶段积极推动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主要工作已经完成，未来可不再作为北京市政府管理部门的重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