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基础在经济、支撑在产业。成都要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抓住产业发展这个命根子，抓住项目投资这个牛鼻子，强基础、扩规模、优结构，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全会还对中心城区、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市)县和三大开发区各自的产业定位和协同发展进行了科学谋划……成都已经认识到产业的重要性，因为于成都而言，放宽经济发展的国际视野，着眼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和调整城市构架，是增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功能、乃至建设面向亚欧辐射全国的经济中心的第一步。今天本报邀请到了来自成都市委党校的专家，他从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论证成都产业谋划的必要性，并对成都产业布局提出了建议。

　　记者：您能从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谈谈成都产业布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常晓鸣：当前，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正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服务—制造”国际分工格局基本形成，高附加值产品制造和贸易将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分工协作的新增长点;二是产业内与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逐步让位于发挥各自竞争优势的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三是新兴经济体在产业分工体系中作用不断加强，推动国际分工体系向再平衡和多极化的方向演进。

　　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在经济结构效益、产业分工布局和发展动力方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产业创新和升级的技术能力、产品附加值和效益水平，还是生产制造所付出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成本，都无法支撑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继续攀升。这些要求和压力，倒逼我们要尽快形成以结构新改革和开放创新为驱动的增长新动力，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调整产业投入和技术结构，以供给结构和效益提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从国际视野来看，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而在城市发展的空间、规模和产业结构中，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支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成都这样的区域特大中心城市来说，产业体系和布局如果不能形成特色鲜明的形态和分布，资源禀赋和综合竞争优势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就很难有效参与到国际产业体系的分工协作中，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支撑也就缺少了持续增进的动力，难以实现整个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从神龙汽车下线到首列“成都造”A型车下线，您认为成都在产业布局和升级调整方面具备哪些实力和条件?

　　常晓鸣：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目标，通过实施产业布局和升级调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已成为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推动成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体来看，成都加快产业布局和升级调整现代化进程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和基础条件。

　　第一，城市的经济规模已跨越万亿大关，经济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副省级城市中都位居前列，产业转型发展效果显著。第二，创新引领的城市新动能基本形成，通过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创业天府”已成为全市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共同行动。第三，城市产业配套能力不断提升，神龙汽车的下线，既是一家大型合资企业在全国范围进行产能布局的战略行动，又是对成都具备了汽车这一复杂产业链配套服务能力的高度认可。随着继续实施“蓉欧+”战略，成都面向国内国际的物流网络和服务能力也将大幅增强，产业聚集和国际产能合作无疑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同时，成都产业布局和升级调整也迎来一系列重大机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定位成都为国家中心城市、天府国际机场建设提速、四川省自贸区建设落地，以及中韩、中德创新产业园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都将为产业空间更加合理布局、生产要素更加科学配置以及内容构成更加匹配趋势潮流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记者：城市发展的基础在经济、支撑在产业。您对成都科学谋划产业布局有什么建议?

　　常晓鸣：个人的认识主要有两点。首先，要认清新时期成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虽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规模，现代产业体系也已初现轮廓。但也要清楚地意识到，与北上广等国家中心城市相比，我们在产业活动外向度、要素配置密度和产出规模及效益上都还差距甚远。通过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引进和培育带动力强的产业龙头项目仍是保持经济规模增长和推动产业发展转型的关键。

　　其次，要把握产业经济发展方向的历史规律。对于成都这样的内陆性中心城市而言，既没有海洋经济所仰仗的交通区位优势，也没有开放经济背景下所累积的要素，还要顺应全球产业分工的大潮流，我们的选择只能是结合自身实际条件和优势资源，围绕工业这一实体经济的核心，做大做强工业经济，加速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向城市不断聚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进一步升级，方可真正融合到国家向西向南开放的大战略之中，带动引领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