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应突破人才瓶颈、破除创新机制障碍、激发国企创新功能、发挥科技创新引擎作用……3日，广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继续审议《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广州科技创新如何形成突破口和支撑点的讨论持续升温。
●南方日报记者 马喜生 李宏治 高静宁 黄伟 何康杰 实习生 区锦桂
引擎作用如何发挥?带领珠三角各市共编规划谋创新
广州在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龙头与引擎”作用引发代表和委员热议。
2015年9月2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8市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机遇在前，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国资委副主任王桂林认为，广州拥有产业和创新资源优势，要承担带动发展功能，应当与7城市协同错位发展。对内依托科技创新走廊，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布局，对外与珠海等7市协同发展。
王桂林认为，广州应当积极牵头，引领包括广州在内的8个城市共同编写《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把“各自编规划谋创新”提升为“共同编规划谋创新”，做好顶层设计。等到条件成熟时，广州再自行制定《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让坚实的制度保障成为创新源动力。
广州市政协委员谢旭辉认为，广州要成为“龙头与引擎”，应当在科技成果运营、知识产权转化、科技金融服务上进行突破，既集聚又辐射资源。
机制障碍如何破除?南沙自贸片区可先行先试
市人大代表、南沙区代区长曾进泽说，南沙如果没有机制体制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即使规模发展起来，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开发区。
“南沙的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有基础，广州全市23个新型研发机构，有10个在南沙区。南沙作为自贸片区之一，可以先行先试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此外，南沙作为广东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有利于集聚国际创新人才、资源，与国内资金、市场相结合。”曾进泽进一步解释。
列席市人大会议的省人大代表陈伟平认为，广州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除了企业搞技术革新，更要形成相互支撑的创新孵化体系。既要有高校院所的基础研究，又要有金融科技的融合。政府既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又要在国际的视野下来整合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
市人大代表欧阳知认为，广州集聚了省内大量优质高校院所、国家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但是R&D投入占GDP比重却与国家中心城市定位不成正比，“我认为广州‘十三五’创新驱动规划应补充一点，即培育鼓励创新文化，特别要形成容忍创新失败的社会氛围。”
人才瓶颈如何突破?成立“人力资本银行”机制“人才是一切创新的起点，但广州的人才政策还存在很多问题。”市政协委员郑劲平指出，广州现在的人才政策存在“重引进，轻培养”“重使用，轻尊重”“重申报，轻成果”三大顽疾，如果不加以改变，很难对高端人才形成吸引力。
市政协委员刘志航认为，广州应当积极成立“人力资本银行”，对人才进行投资，在充分评估、培养后，确定其年薪、待遇及适合的企业进行配送。据称，目前杭州已投入10亿元成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本银行，苏州、重庆等地也有相关的人力资本银行，广州也可学习借鉴。“现行的科研制度要求经费不能用于对自己劳动的补贴，规定80%-90%经费是能买仪器或设备。而在香港的科研经费，100万元当中，有80%是用于人才团队建设，只要你完成你的任务，你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现在的制度下可以说完全无法激发科研人员的动力，多做多吃亏。”
市政协委员、广州大学结构工程研究所所长张季超认为，广州很多科研机构面临“前门引进女婿、后面丢了儿子”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人才政策不到位。“我本人是广州市杰出专家，但我没感到政策有什么优惠。现在面临退休，我是应当到企业去工作呢，还是继续为广州大学工作，这些似乎也没人在意。”
张季超介绍，“土木界的建华管桩公司建了一个科学研究院，引进了大量的人才，江苏省每年补贴其300万元，5年就是1500万元，这种力度广州没有。广州需要尽快出台让人才感受到合理待遇的政策。”
市政协委员聂磊则指出，广州科研成果转化非常不足，广州占了广东重点实验室70%以上，但是对工作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激励不够。广州创新需要依赖市场力量，孵化器和创客空间要跟上，并应当受到更多重视。
国企如何发挥作用?建立新机制引导国企投入创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广州将出台政策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引发代表委员关注。
市人大代表蒋伟楷认为，新型研发机构也应该把民营企业考虑在内，不少民营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科研投入逐年增加，通过激励民企建新型研发机构，还能带动高校和院所提升产学研水平。
“整体上看，广州民营企业呈现出多而不强的特点，在创新领域尚难在短期形成领先优势。相反，广州国有企业体量很大，在创新领域必须有所作为。”列席市人大会议的省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尹涛认为，要考虑建立一个新机制引导国有企业成为创新的主力军。
“现行的国资监管模式有不合理之处，要允许‘试错’。从深层次来说，要建立这个机制，必然要求深化国企改革，广州的空间还很大。”尹涛说。
尹涛说，“十三五”提出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指标达到3%，略高于全省水平，挑战不小。“必须把所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