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张维迎与林毅夫两位经济学家的“产业政策之争”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很多学者围绕着要不要产业政策，怎么用产业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更深层、更核心的问题或许还不在“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思维方式。

　　首先，“产业”是一个局部均衡意义上的整体性概念，它意味着把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归为一类。任何一个社会中，必然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品，如家电、服装、汽车等等，于是，人们根据这些不同类型的产品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产业。“产业”这一概念的出现为人们考察经济问题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以致很多人容易像林毅夫教授一样，忽视产业背后的“个体”因素。众所周知，产业的背后是企业，是企业家的创新，没有企业与企业家的创新，就没有产业与产业的成长。准确地说，当一个或多个企业成长起来时，才切切实实地出现了“产业”，所以，考察产业问题的正确逻辑应该从“企业”(企业家)到“产业”，而林毅夫教授却颠倒了因果，在他看来，要事先认为有发展某个产业的必要，然后出台产业政策激励企业创新，显然，这是一种从“产业”到“企业”的思路。

　　再有，“产业”的背后是“能力”(知识)，只有具备了创新能力，才能把一个产业支撑起来，同时，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使一个产业持续存在与发展，而这样的能力是隐藏在企业组织中，隐藏在企业家的头脑中的，政府不可能人为地创造出这样的能力。根据许小年教授提供的资料，沃顿商学院专门研究创新的教授认为，有关创新动力的来源，他们只能解释5%，其余95%无法解释，既然商学院的教授都不明了创新的来源，那么政府更难能知道。

　　不仅如此，“产业政策”的思维还体现在经济学家把其个人的价值判断“普遍化”为他人的价值判断。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个体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把资源配置到他认为最有利于改善他处境的方面，但“产业政策”隐含的却是个体要服从某个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换言之，经济学家已经替他做出了最有利于他的价值判断，因此，其言外之意就是把个体配置资源的权利交给经济学家，听从经济学家的指挥来配置资源。

　　显然，林毅夫教授不是从个体(的价值判断)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在他看来，某个他认为有必要发展的产业若发展起来了，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殊不知，“成功”是个体的、主观的概念，一个个体，只有当他实现了其自身的目标时，他才有可能认为自己是成功的。那么，产业的成功怎么可能代表个体所认为的成功呢?因此，政策的目标应着眼于为每个个体的成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不是无视个体，甚至把个体作为实现某些经济学家所认为“成功”的手段。同时，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也一定不是关于如何实现某个产业的发展，而是如何使无数的个体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更好地自我实现，也即，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关于“意义”的，而不是关于“产出”、关于“数量”的，而产业政策只关注“产出”的数量，忽视了“价值”的意义。

　　此外，“产业政策”的这种思维还体现在对逻辑方法的误用上。当我们说“逻辑”时，是指个体在行动时总是离不开逻辑的，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必须应用他认为正确的因果关系，这样他才能行动。实际上，个体的任何行动总是受他接受了的因果关系所支配，尽管他所接受的因果关系有时是错的，这导致他不能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个体也会从“经验”中学习，获取有助于实现与自己目标相关的知识。但问题是，林毅夫教授的逻辑不是从个体出发，而是根据自己对发达国家的考察或实证研究，由此，在“资源禀赋”与“产业”等“现象”之间建立了他所认为的因果关系。然而，由于任何现象都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人们的行为又是观念的产物，当观念改变时，现象也就随之改变了，所以，“现象”之间不存在确切的因果关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个体放弃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独立思考，一切以流行的观念为准绳。比如，认为获得国家基金就是水平高的，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论文就是好的，以及基础设施就应该由政府来投资等等。但实际上，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要以个体的独立判断与独立思考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