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发布日期: 2017-05-23

  “深圳是全国创新城市的第一城,这个城市可以称为创新城市。我之所以到深圳来心情比较愉快,也是看到了一些企业在积极地思考如何进行创新。这里的商业环境、创新环境,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完全不一样。”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演讲,主题为转折点上的中国经济。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转型期,转折是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这个转型期能否顺利过渡,决定了中国未来个一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态势,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

  A

  依靠资源数量投入增加驱动经济的增长无法持续,而通过技术的增加驱动经济的增长没有止境

  为了让大家理清经济转型的来龙去脉,许小年先介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生产函数),Y是GDP或者是企业的产出,A代表技术,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这是一个投入产出的关系,国家的经济GDP由什么决定?由三个因素决定,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决定。企业的产出同样可以这样表达。据此可以把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经营划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数量型增长模式”,单纯地依靠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增加K和L来驱动经济增长。 第二类增长是“效率型增长”,不是靠增长K和L,而是靠提高A,A代表技术水平。这个A不是狭义理解的技术,是广义的技术,包括了制度的因素。效率型增长的特点是,如果A的数值更大,不用增加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产出也会更高,是依靠提高K和L的效率来驱动增长,而并不是靠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数量来增长。

  这两类增长模式本质的不同,就是数量型增长无法持续,依靠不断地增加投资、增加资本,这个增长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无法持续。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加资本投入虽然可以带来GDP的增加,但是每一单位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越来越低。

  许小年认为,数量型增长,即不管你再投入什么,GDP增长不动了,即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增长动力消失了,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资料显示,大概十几年间,投资1块钱收益从4、5毛钱一路下降到了今天的7分钱,1块钱的投资能够带来新增GDP只有7分,这个时候投资怎么都拉不起来。

  所以依靠资源数量投入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而通过技术A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没有止境的,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在提高A,比如蒸汽机,蒸汽机之后又有电力、铁路,工业革命以来200年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依靠的不是政府的刺激性政策,主要依靠的是技术进步。从蒸汽机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不断地技术进步,保持了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保证了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增长。

  当然不能够把这两种增长动力截然分开,只能在概念上把它分开,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难题,以及如何转型的方法。

  B

  供给侧所有的改革措施应该以提高供给侧,也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为中心,提高企业的有效供给

  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许小年认为,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是各行各业已经不再需要新的投资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很容易理解,有一个词叫“脱实向虚”,在资本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在各行各业产能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即使采取货币宽松政策,也很难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于是出现了炒股炒楼的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要从数量型增长转向效率性增长。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决定,意味着将放弃拉动需求而转向供给侧的改革,就是转向多年呼吁的效率型增长。提出这个政策的基调,第一是新常态,一段时期内将处于L型经济增长,第二就是供给侧。供给侧的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标志着政策方向的改变,而且也是对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也是正确的思路。

  过去我们一谈经济增长就会说需求不足,需要政府政策来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宣告了这一思路的结束,今后的改革动力是转向供给侧企业效率的提高,因此供给侧所有的改革措施应该以提高供给侧,也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为中心,而不是去创造那些虚假的所谓的需求。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才能增加员工的工资,收入的增长才能产生消费需求,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才有用于投资的资金。

  这里说的提高企业效率,就是要增加有效供给,即有市场需求对应的供给。生产的产品能够给市场给客户带来更高的性价比。而产能过剩是指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品,而对于创新的产品、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服务,永远没有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样的供给可称为“有效供给”。

  企业的效率怎么提高,如何提供“有效供给”?许小年认为,要靠技术创新。因此关于供给侧的讨论应该围绕着企业效率,也就是围绕着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围绕创新驱动。

  谈到什么是创新,许小年认为,创新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一般理解的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但这只是狭义的创新,广义的创新内容要比狭义的创新要丰富得多,它还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组织的创新等。

  彼得·德鲁克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中,系统地讲述了什么是创新、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创新,书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了一个神话——只有高科技才能创新的神话,德鲁克列举了多个案例,说明高科技才能创新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

  德鲁克在他的书里讲了集装箱的故事,这项创新同样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却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海运业。1950年代,战后西方经济进入恢复期,国际贸易的迅猛增长导致世界各大港口拥挤不堪,运送货物的时间越来越长,岸上堆积的货物越来越多。怎么办?刚开始人们想到的是建造速度更快、装载量更大的轮船来节省燃料、人力以及路途上的时间。结果,港口的拥挤状况更加恶化,因为船的数量多且体积大,装卸的货物比以前更多。

  像所有的创新一样,经过试错,人们发现解决方案是把装货、装船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于是产生了集装箱。集装箱在到达港口之前已完成装货,到了港口吊装上船,不仅解决了港口的拥堵问题,使得运输成本下降了60%,轮船在港口的停留时间也减少了3/4。

  许小年也看到的一些传统企业的创新,他曾调研过一家西服生产企业,虽然全国服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是这一家企业订单源源不断,产能不够,最近正在投资扩建产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它进行了创新,它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将过去手工生产的定制化西服,把它转换成为流水线的工业化生产,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交货期缩短了75%。虽然它的产品还是老产品,但是由于它进行了创新,价格低,交货期快,在市场上形成了独特性,需求照样不是问题。

  C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为企业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供给侧效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企业进行创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为企业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许小年认为,供给侧效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第一项措施,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产权的保护。保护产权和创新关系太大,因为创新研发并不是灵机一动就能够产生的,需要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长期的技术积累,才能产生突破。而要让企业在研发上做长期地投资,必须保护产权,其意义在于,给企业家建立起对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只有稳定预期的支配下,他才能够做长期投资,持续地创新产品和技术。产权保护的意义还在于减少和杜绝山寨盗版产品和假货,提高创新的回报。所以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关系到中国创新经济的建设,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第二项措施,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适当地缩小国有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的规模。因为创新不同于其他的经济活动,创新是新技术在市场上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是一项风险非常高的经济活动。

  从本质上来讲,鼓励创新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而不是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问题,这个激励体现在什么地方?如果创新成功,企业家可以获得超额回报。如果创新滞后,就有可能被市场无情的淘汰出局。对于创新而言动力和压力缺一不可,创新的主体是民营企业,为了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深圳的创新就很好地说明问题。深圳的企业主要是以民营经济为主,深圳的六个“90%”现象,即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第三项措施,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

  创新需要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创新需要资源的自由流动,需要提倡敢于想象敢于尝试,不以失败为耻辱的企业家精神,必须有一个宽松的思想环境,使得企业家敢想敢做。在互联网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中国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市值公司,BAT的市值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市值公司,原因之一就是在互联网早期的发展阶段,政府的管制比较少,所以这些公司才能成长出来。

  同样,为什么深圳是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因为深圳市政府管得少。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各地的优秀人才带着他们的思想来到深圳,自由地发挥,使得这个城市具备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创新能力,所以创新的关键是什么?放松管制,市场自由,这是创新的关键。

  前不久,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重申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这就需要放松和解除管制,这样的一个氛围才能够逐渐形成。

  第四项改革措施是全面的减税,减税的意义不仅在于降低企业的负担,帮助它们度过经济下行的难关,而且在于将更多的资源从政府部门的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辅助作用,不是重要作用。那么减税有助于将更多的资源从政府的行政配置转向由企业的市场配置,只有通过企业在市场上进行配置资源,才能够产生创新的产品和创新的技术。

  许小年称,总体来讲,供给侧急需我们推行制度改革,在保护产权上,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在放松和解除管制,在减轻企业负担上,做出制度上的调整。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执行这一战略思想,就可以完成从政府拉动需求到企业创造有效供给的根本性转变,也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迎来中国经济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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