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不单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足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近日，深圳市外办主办、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联合承办的首届“国际菁英交流计划·澜湄友菁英”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应邀参加的柬埔寨代表团成员实地参观考察深圳知名企业，亲身感受深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巨大变化，期间，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院长陶一桃教授为柬埔寨客人作了专题演讲，分享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陶一桃认为，中国社会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既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又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过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如都既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又受制于经济全球化;都会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都会遭遇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都存在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法制法规、向国际先进国家学习等诸多共同问题。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中国道路”作为一种成功的转型路径，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陶一桃认为，创办特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相对普遍贫穷，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下谋求本国经济发展、寻求实现现代化的一种路径选择。她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一)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用政治智慧与伟人的胆略，力排众议，扭转乾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二)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经济特区的设立。改革开放加快了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经济体制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外开放在最初仅仅意味着扩大对外贸易、引进技术设备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开放的含义也进一步明确并得到扩展，全面开放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借鉴。其路径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三)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生产力开始的，而对生产力的解放的实质就是对人和人性的解放。 1、改革开放调动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最终的主体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而是市场经济中的作为经济人的人。2、改革开放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社会强制性制度变迁独特表现形式。(四)充分发挥政府的优势。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反映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所特有的“魅力”，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政府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力与集中力。 (五)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宽容失败，营造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那么解放思想则是实现这一路径的前提与保障。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实践，而改革开放又把解放思想从理念变成了现实;没有敢于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而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现实又为敢于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而包容的制度空间;没有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展与展现又为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会环境注入新鲜的活力与创造力。(六)以要素禀赋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型。大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是自然禀赋意义上的资源缺乏问题，而是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问题。所谓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是指“要素禀赋结构低下”，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如资本、技术、教育、管理、法制等较高级的要素，而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劳动力则较为多。因此经济结构低下的根本原因不在结构，而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低下。结构低下不是结构低下的原因，而是“要素禀赋结构”低下的结果或现实表现。(七)走向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经济繁荣会带来社会繁荣，但繁荣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文明。经济繁荣、制度文明、社会昌盛必将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

　　最后，陶一桃认为，尽管人类追求的目标很多是相同的，但实现或达到目标的路径与途径则是多样的，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各国发展的经验是可以借鉴分享的，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最有用，进而最有绩效的。